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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篇】和谐社会需要强壮的“第三条腿”

数据来源:ISRC音乐申报平台 发布时间:20171213 近期更新:2017/12/13 阅读量:13011269

和谐社会需要强壮的“第三条腿”

——在中华慈善大会三大部门合作论坛上的发言


以“携手慈善,共创和谐”为主题的中华慈善大会,体现了政府推动、社会参与,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协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这次大会的召开,给社会传达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中国政府将大力推进民间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建设,努力改善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希望这次大会能够成为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关于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有很多讨论,我从自己17年在民间组织服务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民间组织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一是均衡社会分配、促进社会公正的功能。

现在,关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扮演社会第三次分配角色的观点已经比较流行。1998年,我接受《经济日报》记者张曙红的采访,提出了四次分配的观点。张曙红发了《“灰色收入”与“四次分配”》的采访记。我的观点是:“第一次分配是市场行为,由市场机制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行为,国家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强制性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行为,通过一些非营利机构的社会活动,组织人们以自愿为基础通过捐赠等形式扶贫济困;第四次分配则指不正常的、非法的财产转移方式,比如:偷、抢、贪。包括我们所说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我认为,好的社会分配机制应该是,激励第一次分配,强化第二次分配,推动第三次分配,遏止第四次分配。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或超过了0.5的警戒线,实际上,如果算上城乡居民福利性分配的差别和高收入阶层、公职人员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慈善事业,帮助弱势群体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扩大第三次分配,有助于社会资源分配趋于公平。以希望工程为例,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捐款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底收入阶层。

二是提供社会服务、实现公民互助的功能。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一些政府退出后的管理和服务的“真空”需要民间组织来填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可以自主解决很多原来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民间组织提供的许多服务是志愿性的,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服务的效率。有专家认为,如果政府向民间组织采购公共服务,1块钱可以产生3块钱的效益。这是因为,政府采购花1元,民间组织可以向社会募捐1元。另外,民间组织虽然同政府一样都是给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所不同的是,政府是垄断性的,民间组织是竞争性的。换句话说,民间组织在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必须有更好的服务,更高的效率,否则政府不会买单,公众不会捐款,它就会被社会淘汰。更重要的是,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十分有助于推动互助、互惠、互信的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可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资本。这是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

三是倡导社会潮流、进行社会创新的功能。

一般而言,民间组织都有自己特定的宗旨,偏重于关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方面,与政府相比对相关问题的反映可能更敏感。大家熟知一种现象,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眼前的GDP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正是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呐喊呼吁,“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才让那些急功近利的政府官员醒悟,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16年前,也是希望工程率先揭开了中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落后的一角,倡导了全社会的捐资助学之风。中华慈善总会的建立及其倡导的扶危济困活动,重新唤起了已被中国人遗忘多时的慈善理念,推动了慈善文化的建设。

民间组织推动的公益慈善事业不仅在建设物质世界,同时也在建设精神世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迄今为止,中国民间组织吸收的资源十分有限。就拿希望工程来说,16年捐款才27亿,这点钱只够在上海修地铁3—4公里,纯经济的价值简直微不足道。但希望工程除了救助270多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设了近12000所希望小学外,还给社会带来了思想、道德、文化方面的积极影响。90年代末,团中央做过一个全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状况的大型调查,结果希望工程名列“你认为最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之首,比排名第二位的某专项思想教育活动多出50多个百分点。这个事例说明,民间组织在倡导社会道德风尚、创造精神价值上的功能不能小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的数量有很大发展。民政部李立国副部长最近在《民间组织评估暂行办法》专家研讨会上介绍:“到2004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28.9万多个,其中社会团体15.3万个、基金会936个、民间非企业单位13.5万个。但经济规模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公益慈善捐赠规模的数据可以来支持“经济规模低”的判断。一项研究表明,2002年,中国的私人捐赠人均捐款只有0.92元人民币,总共10多亿,大约占当年GDP(102398万亿)的万分之一。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需进行分析。如果把企业给政府的捐款、慈善排行榜公布的捐款和民间组织接受的捐款都加在一起,肯定比这个数字要大。但是,除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企业给政府捐款,往往带有用钱换取政策优惠或资源的动机,与其说是捐款,不如说是高回报的投资行为;慈善排行榜的捐款数则是被夸大的,即把承诺捐款数(如承诺捐1000万每年只拿捐款的利息50万)当成捐款数公布;还有,我们讲的私人捐赠也不能包括国有企业的捐款。如果扣除上述因素,真正给民间组织的私人捐款还到不了GDP的万分之一。

2003年,美国私人捐款(含个人、企业和基金会捐款)2410亿美元,人均828.7美元,占当年GDP(110193万亿美元)的2.19%。我算了一笔帐,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纵然国情不同不好相提并论,但我国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的份额少得那么可怜,实在值得我们反省。几天前,世界银行沃尔福威茨先生与中国NGO负责人座谈,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中,华人总是最热心的捐款者。看来中国慈善捐款少的原因,不在文化层面。”

以我的粗浅分析,大体有五条原因:第一政府揽活过多,放权不够;第二公众意识薄弱,尚需培养;第三富人出生太晚,还未成熟;第四慈善组织信誉不高,能力不足;第五税收政策落后,不利捐款。

有人形象地把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比作社会“板凳的三条腿”。三大部门均衡发展,三足鼎立,社会才能稳定。现在是政府这条腿很长很壮,甚至太长太壮;民间组织这条腿太细太短。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利的。

我们需要借这次大会的东风,在政府的主导下,在企业的参与下,三大部门协力推动,把民间组织这条腿做大、做强。三大部门和谐发展了,社会的和谐才有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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